《“三農”續(xù)論:當代中國農業(yè)、農村、農民問題研究》，陸學藝著，重慶出版社2013年7月第一版，55.00元

2013年5月13日9時8分，陸學藝先生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之后不到一個月，他生前最后審讀、校訂的《“三農”續(xù)論:當代中國農業(yè)、農村、農民問題研究》面世。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竟然是在最不愿意親歷的一種緬懷師友的情境中拜讀先生這部文集，寫下這篇書評。

文集收錄的是先生2005年后發(fā)表的部分文章和文稿，但其中的許多文章卻折射出先生從事“三農”研究幾十年來的心路歷程和學術軌跡。先生本專攻中國古代哲學，但對中國農民、農業(yè)和農村的發(fā)展卻情有獨鐘。1978年，他根據多年的調查積累和研究思考，寫就《關于加快農業(yè)發(fā)展的若干政策建議》，被新華社內刊摘要發(fā)表，從此先生告別本行，專門從事農村、農民問題調查研究。1979年，針對當時對包產到戶的種種非議和指責，他去安徽等地調研，后與其他同志合作，寫就《包產到戶問題應該重新研究》一文，振聾發(fā)聵，為啟動農村改革發(fā)揮了積極作用。此后30多年，在農村改革發(fā)展每個關鍵節(jié)點上，先生都站在斗爭前列，直言不諱地發(fā)出自己的聲音，這部文集也反映出了近年來他對一些農村發(fā)展重要問題的見解。如針對要突破18億畝耕地紅線的觀點，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在為商人的錢袋子說話，是在鼓動一些人繼續(xù)向農民搶地、奪地”。關于政策執(zhí)行到下面走樣的問題，他指出:“那些貫徹不到位的政策，還是講空話的政策，否則政策很難變形?！标P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他提出警告，要防止地方政府利用新農村建設這個大背景，搞大規(guī)劃，搞征地。他四論“農民工”問題，指出“農民工”問題本質上是農民問題，核心是身份問題。他認為，“三農”問題本質是結構性、體制性問題，難以解決的原因是“農村一些重要體制的改革沒有到位，城鄉(xiāng)‘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的難題還沒有破解”，提出要從根本上破除這個體制，“應該而且必須從改革戶籍制度、土地集體所有制和財政金融體制這三項制度入手”。幾十年來，先生通過對“三農”問題的理論研究、實踐探索和政策建議，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發(fā)展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人。在年近八旬之際，先生仍戰(zhàn)斗在學術第一線，親自主持課題，下基層調研，著書立說。在農村改革的多個研究領域，先生一直是當之無愧的先驅者和領軍人物。

先生思維敏銳，能把握住時代跳動的脈搏，善于抓住關鍵問題。他所具有的這種多少學者夢寐以求卻始終未能獲取的能力，固然有天賦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他長期實踐積累、勤于思考的結果。從文集中可以看到，先生在北京大學讀書時，1958年到北京大興縣蘆城村開門辦學8個月，親歷了人民公社成立前后的全過程，此后，他一直與蘆城的鄉(xiāng)親們保持聯系，將蘆城作為他分析觀察農村運行、政策利鈍的一個窗口，前后去了約40余次。1983年，先生倡導，中國社科院組建“農村體制改革試驗縣調研組”，先生任組長，選取山東陵縣為調研基地，做了大量基礎性調研，出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長期蹲點調研的基礎上，1986年，他寫就《農業(yè)面臨比較嚴峻的形勢》一文，深入分析了影響中國農業(yè)發(fā)展的11個問題，引起中央領導的重視。近年來，先生雖年事已高，但仍堅持到農村基層實地調研，臨終前還在以極大的熱情組織全國百村大型調查。我們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社會大變革，社會轉型期出現的許多重要的新情況、新問題在書本上并沒有現成的答案和理論詮釋，我們只有在正確理論的指導下，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重視基礎數據和基礎資料的積累，尤為重視案例研究和實證分析，將理論研究接上改革實踐的地氣，方能在學術研究上有所發(fā)展、有所突破，結出豐碩的果實。先生的文集便是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光輝典范。

同樣是到基層調研，有人能發(fā)現問題，有人看到問題卻熟視無睹。這里有天賦的因素，也有研究方法的因素。我曾隨先生在山東陵縣調研，親眼目睹他是如何層層剝繭地探究問題的本源，并為他以一種親切、平易近人、不拘一格的方式拉近與訪談對象的距離，獲取真正有價值信息的本領所折服。但調研中能否發(fā)現問題更重要的是立場、觀點和感情的差異。學者在做研究時是否要秉承價值中立的原則，關于這個問題，可謂見仁見智。我認為，哲學社會科學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從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人不是同質性的，必然具有不同的價值取向、不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事實上，三十多年來對中國改革實踐進行的實證分析正是由于不同的價值取向而形成了鮮明的思想分野。說到底，為什么人的問題，仍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是最緊要和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從后記中可以看到，先生之所以從中國古代哲學研究轉為“三農”問題的應用性研究，一個關鍵時點是三年困難時期，當時他看到農村現實情況和政策的失誤，看到報刊上宣傳的大好形勢與農村實踐之間的尖銳反差，促使他從此自覺地調查和研究農村與農民，審視與臧否農村政策，也奠定了他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矢志不渝地為廣大農民利益服務的思想基礎。

先生身為農民的兒子，始終為農民鼓與呼。他旗幟鮮明的研究立場與觀點，固然有自身濃郁的農民情結，但更多的是順應社會經濟發(fā)展的規(guī)律，源自于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最根本的利益訴求而奮斗終生的堅定信念。去年5月2日，先生為本文集寫了一篇后記《我做“三農”研究，是從蘆城開始的》，回顧了他1958年到北京大興縣蘆城村開門辦學后與蘆城村幾十年的因緣，《后記》以“謝謝蘆城！謝謝蘆城的父老鄉(xiāng)親們！”為結語。我想，這句話或許他是對自己所眷戀的農村父老鄉(xiāng)親最深情的訣別。

看完先生這本文集，再次捧讀先生遺體告別儀式上印發(fā)的生平，封頁照片上的先生流露出慣常的睿智、樂觀而又詼諧的神情。掩卷沉思，凝視著先生的遺像，仿佛又聽到他帶著濃重的無錫口音與我戲謔之聲，不禁悲從中來。真難以想象這樣一位生機勃勃、充滿活力的智者，竟就這樣遽然辭世，離我們遠去。斯人已逝，風范長存！噫！微斯人，吾誰與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