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藝在5月13日上午突然離我們而去，沒有任何征兆，沒有明顯痕跡，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實在讓人震驚，令人悲痛！

再有三個月，就是他80壽辰，社會學界正準備以學術研討的形式加以慶祝，通過這種形式，闡發(fā)他對中國社會學、對三農(nóng)問題、對中國分層和流動等領域的理論和實踐貢獻。他的突然逝去，更是讓人深感意外，倍加惋惜！

2003年在他過70壽辰前，他曾給我說，今年你來參加我的會，酒管你夠，3年后我去參加你的！我這樣做了，他也這樣做了。那次唯一的遺憾是，曾經(jīng)酒量很大的他，為了保健原因，很少喝酒或只喝很少的酒了。正如那次一樣，差不多十年后的前些日子，他也親自給我說過類似的話。這表明，他對自己的身體非常自信。我們也多次談到社會學前輩的長壽，或說社會學界有長壽的傳統(tǒng)。我感到，我們兩人都有一種心照不宣地期盼：我們在90壽辰時也能這樣！誰能知道，事情竟會是現(xiàn)在這樣出乎所有人的預料！！

學藝的離去，使我失去一位多年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相互支持、共同為推進中國社會學健康發(fā)展而努力的密友，一位無論什么事情都可以相互商量、相互溝通、心心相通的摯友，失去一位站在時代前列、學有專長、給人以啟發(fā)、比我大三歲的長友！

學藝和我的交往，開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從那時起差不多快30年了! 那時他剛剛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農(nóng)林發(fā)展所副所長調任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一年后，即擔任所長，他的專業(yè)也從以中國農(nóng)村研究為主轉到以社會學領域為主。我們的交往，始終伴隨著中國社會學事業(yè)的發(fā)展和成長，中間也共同經(jīng)歷了一些隨政治風波而來的風風雨雨。所有這些共同的經(jīng)歷，都在增進我們彼此的友誼。

我和學藝有幾個共同點：我們都是從哲學轉向社會學的；我們都長期擔任社會學系所、社會學界、或涉及社會學的各種規(guī)劃、評審和編寫機構的主要領導職務。我們還分別辦有基金會，老陸的是：2008年成立的“北京市陸學藝社會學發(fā)展基金會”，資助社會學學術活動，獎勵社會學優(yōu)秀科研成果；我的是：2011年成立的“北京市鄭杭生社會發(fā)展基金會”。 這表明，我們兩人對人生最后階段的看法和做法：除了做學問，還要做些善事。甚至，我們兩人還在2012年同時獲得了“首屆費孝通學術成就獎”這一社會學界的大獎！

我們的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相互支持，主要是在社會學界的各種活動中體現(xiàn)出來的。

就國家社科基金的社會學規(guī)劃和評審小組來說，我是1986年成為該組成員的，老陸是1988年進來的。自當時中國社科院院長胡繩同志決定國家社科基金由中國社科院代管轉為中宣部管理以來，我一直是該小組的組長和召集人，老陸和王思斌一直是副組長。在這個領導崗位上，我和老陸一直相互協(xié)調，按照領導小組的精神，著重支持中西部地區(qū)的社會學發(fā)展，支持青年社會學者的成長。我們兩個在每年年度評審中，都非常關心有沒有上西部省區(qū)的高校、黨校和社科院課題和項目，如果沒有，就必須調整。多年來，我們都是這樣做的。這對中西部特別是西部地區(qū)的社會學發(fā)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在社會學規(guī)劃和評審小組內部，由于老陸和我的相互支持，在20多年中，每年年度評審，都保持了協(xié)商和諧高效規(guī)范的氣氛。老陸曾提出，對每年承擔中國社會學會學術年會的地區(qū)和單位，評審小組都會給予一個重點課題的支持和鼓勵。我很支持老陸的建議，這也已經(jīng)實施了多年。

就中國社會學會來說，學藝和我都是在1990年北京換屆的理事會會議中，共同新當選為副會長的。正是在那次會議上，我作為新當選的副會長發(fā)言，正式提出了學會建立年會制度的提議。當時我說：學術是學會的生命線，年會制度表明我們有定期的學術交流和探討；每年出一本年會的論文集，就能使我們的學術交流和探討以具體的成果體現(xiàn)出來。這個建議得到了當時袁方會長的支持，也得了包括新當選副會長陸學藝在內的所有副會長、絕大多數(shù)常務理事、理事的支持和采納，并予第二年付諸實施，這就是中國社會學會的第一次學術年會，即1991年天津學術年會。這個年會制度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中國社會學會的一個優(yōu)良傳統(tǒng)，一直堅持發(fā)展至今?，F(xiàn)在，年會越辦越好，參加的人越來越多，影響越來越大。在1996年沈陽年會換屆會議當選為會長的陸學藝，在他擔任兩屆八年的會長期間，曾多次如實說明年會制度的由來，表示對我的支持。同樣，學藝的許多建議，我也是全力支持。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是，在2000年換屆會議前幾個月，陸學藝帶著秘書長來找我商量，提出下一屆能否實行雙會長，由他和我一起擔任一屆會長，出于對老陸的尊重和支持，我沒有多考慮，說只要他認為合適，我沒有意見。這樣，中國社會學會第五屆理事會是兩個會長。此后，第六屆由我擔任會長。老陸成為名譽會長。中國社會學會主要由高校系統(tǒng)、社科院系統(tǒng)、黨校系統(tǒng)等的單位成員構成。學藝和我之間的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相互支持，表明了這些系統(tǒng)之間的協(xié)調團結，中國社會學會一開始就是一個一級學會，其他多年來都是二級學會、而成立不起來一級學會的學科，都很羨慕我們中國社會學界。老陸和我都有一種強烈的意識，我們對中國社會學的發(fā)展、對中國社會學界的的團結負有責任。

就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社會學編寫小組來說，該小組于2004年成立以來，我一直是第一首席專家，另一位首席專家是景天魁，后來又補充了李培林和洪大用兩位首席專家，老陸一直是主要成員。這個組歷時10年，歷經(jīng)11稿完成的本科生教科書《社會學概論》，就是各位大家合作的結果。其中什么是社會學是這樣說的：“社會學是從綜合性、整體性視角，系統(tǒng)研究現(xiàn)代社會結構和過程，深入揭示現(xiàn)代社會運行和發(fā)展規(guī)律的社會科學。 ”這個定義就是綜合各家學說的結果，其中主要有1979年由費孝通主持編寫的《社會學概論（試講本）》的觀點、鄭杭生1987年和2003年分別主編的《社會學概論新編》和《社會學概論新修》的觀點、陸學藝1996年主編的《社會學》的觀點。其中老陸的定義為：“社會學是一門通過研究人們的社會行動以揭示社會結構和過程的規(guī)律性的科學”。

就對一些省社會學會的成立和若干專業(yè)委員會的建立來說，老陸和我曾促成了山西社會學會和河北社會學建立，并先后一同前往太原和石家莊參加這兩個地方社會學會的成立儀式，我們兩個在各自的致辭中，分別對新成立的學會對表示衷心祝賀，對他們今后發(fā)展提出殷切希望。正是在老陸和我分別擔任會長和擔任雙會長十多年歲月中，全國個省市自治區(qū)，除了少數(shù)外，都成立了社會學會，還先后支持批準了十幾個專業(yè)委員會的成立。這兩者，分別推動了中國社會學在全國的發(fā)展，推動了個分支社會學在中國的發(fā)展。（這一段是網(wǎng)上發(fā)表時，新增的）。

在老陸的10大分層的著作《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出來之后，曾經(jīng)受到一些誤解，甚至有被禁止的危險。當時，我在自己的一些文章和講演中，為他做了四點有針對性的辯護，這些論證在我看來，帶有基本的性質。首先我指出，客觀的社會階層結構新變化，已遠遠超出了以往“兩個階級（工人階級和農(nóng)民階級），一個階層（知識分子階層）”的解釋框架。如果社會科學者不是從事實出發(fā)，而是從原則出發(fā)，不是與時俱進，而是拘泥于原來的解釋框架，那就無異于削足適履，硬要客觀的階層結構適應于主觀的解釋框架。這樣做就會在理論上離實際越來越逺，喪失生命力；在實踐上則無法對社會決策過程產(chǎn)生應有的影響，也無法對推進社會的改革、發(fā)展和穩(wěn)定的進程起到應有的作用。因此，探討和提出新的解釋框架勢在必行。社會學界在社會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的種種解釋框架：有城鄉(xiāng)統(tǒng)一的，也有城鄉(xiāng)分開的；有階層界限明確的，也有界限模糊的；城鄉(xiāng)統(tǒng)一中有劃分為10個階層的，城鄉(xiāng)分開中有把城市區(qū)分為7個階層的，等等，都可以看作是提出新的更為切合實際的解釋框架的種種嘗試。我個人認為，這樣看問題，可能比較符合事實，比較符合科學研究的規(guī)律，比較有利于推進真正實事求是的社會科學探索。其次，我指出，馬克思主義關于一切社會關系中，最為根本的關系就是人們在社會活動中所結成的各種利益關系等根本觀點必須堅持；而關于一些階級階層的具體論斷，則必須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不斷校正。從根本觀點與具體論斷的視角看，學術界，特別是社會學界，對我國社會階層解釋框架、劃分階層標準的種種探索，在總體上是符合馬克思主義要不斷發(fā)展這樣一種內在要求的。第三，我還指出，社會學的階層范疇，特別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學的階層范疇，還普及得不夠，還沒有被各界所真正理解。好象一提階層就是否定階級，用一種非此即彼的兩極思維把階層與階級兩者截然對立起來。事實上，社會階層的核心內容是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在不同社會群體中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異。這就是社會學領域中社會分層研究的主要視角。抓住了這一點，我們就能夠看清楚階層與階級的本質聯(lián)系了。階層范疇可以看作是一種適度淡化了的階級概念。在現(xiàn)階段我國所處的內外環(huán)境中，用階層范疇來適度淡化階級概念不僅對是必要的、及時的、而且是符合我國社會差異的實際的，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對待兩種社會應取不同態(tài)度的要求的。最后，我認為，我國階層結構變化的過程，既是一個社會進步過程，同時又是一個付出社會代價的過程。我們社會科學工作者的重大責任是，在肯定和推進我國社會進步的同時，研究把無法避免的社會代價減縮到最小限度的辦法，研究對社會代價的主要承擔者——各類弱勢群體進行社會支持必須采取的措施，供社會決策部門選擇和參考。這樣，才能真正對社會決策過程產(chǎn)生應有的影響，對推進社會的改革、發(fā)展和穩(wěn)定的進程起到應有的作用。

老陸作為一個有馬克思主義素養(yǎng)的社會學家，很注意社會學界的學術理論傾向，他敢于對不符合事實的觀點和論斷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例如，他在一篇題為《中國的社會結構斷裂了嗎？》的文章（《北京日報》2010年3月1日），對一個熱點問題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他鮮明地指出：“現(xiàn)在，有社會學家認為，當代中國的價值觀出現(xiàn)斷裂，更重要的是社會階層斷裂了，特別是1998年以來，整個社會固定化了?！彼紫戎赋鲞@是不符合實際的：表面看來中國社會已經(jīng)定型了：聯(lián)盟、壟斷、基層的人起不來、老板為富不仁，但僅僅根據(jù)這些還遠不能判斷中國社會就此定型，他的主要論據(jù)是中國社會上下的流動速度正在加快，從社會底層流到中層的人員估計每年有七八百萬人，也就是每年基本上增加七百萬到八百萬的中產(chǎn)階層，這是有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為根據(jù)的。其次，他指出要看到社會好的變化，學者不能脫離實際：“我們這代人都是從折騰的時代過來的，這三十年沒有折騰了，農(nóng)村、城市都在往好的方向變并且變化很快，有很多學者說農(nóng)村日益凋敝，這是相比城市來說的，是相比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來說的，農(nóng)村變化的速度確實慢了一些，但相比三十年前吃不飽、穿不暖來說已經(jīng)變化很多了。因此，我們的一些學者要經(jīng)常到農(nóng)村、工廠、工人家里看看，看看他們的變化?！痹俅?，陸學藝研究員還給出了他對我們社會總的估計，其中包含如何看問題的思想、看法，指出“總體來說中國現(xiàn)在正處在一個比較不錯的時代，這三十年中是在大步前進的。當然中國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但總要有個先后次序之分，不可能一下子全解決?！敝袊鐣降资遣皇且粋€斷裂社會、失衡社會、問題化社會、不可治理性社會，我想這不是個小問題。在這些問題上，我和老陸的觀點是相同的，我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這些觀點?，F(xiàn)在，這些觀點被曲解為不許指出社會的負面現(xiàn)象，顯然，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老陸作為著名的社會學家和社會學界的領軍人物，他本人的的學術成就和對中國社會學的貢獻，去年首屆費孝通學術成就獎的頒獎詞做了很好的概括。該頒獎詞指出：陸學藝教授長期從事農(nóng)村問題的調查和研究，是我國著名的三農(nóng)問題專家。他在改革開放初期對家庭承包制實踐的研究，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對農(nóng)村形勢的判斷，顯示了他的學術勇氣和社會擔當，對社會實踐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他始終堅持社會調查，先后組織了“中國百縣市經(jīng)濟社會調查”和“中國百村調查”等大型調查活動，開創(chuàng)并長期組織社會形勢年度報告的研究與編寫。他對中國社會結構和社會流動的研究、對社會建設和社會改革的研究，在學術界和社會上引起廣泛的反響。 陸學藝教授的研究和學術活動，對于推動中國社會學的發(fā)展，擴大社會學在中國的影響作出了重要貢獻。

老陸和我都認為，我們兩人在中國社會學史的這一階段上，是連接老一輩社會學家和后輩社會學家的橋梁。這是我們兩人的定位。要發(fā)揮好這個作用并不容易?，F(xiàn)在老陸走了，中國社會學會失去了僅存的兩位名譽會長中的一位，我失去了這樣一位密友、摯友和長友！原有那種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的格局，那種相互商量、相互溝通、心心相通的精神依靠，那種眼光深遠、給人以啟發(fā)的兄長般關懷，都成為記憶了！這是最大的損失！我感到某種孤單，但也深感我們應該像繼承和發(fā)展費老、雷老的事業(yè)一樣，也要更好繼承和發(fā)展老陸的事業(yè)，推進中國社會學的發(fā)展，使中國成為世界社會學一個既繁榮又有活力的學術中心。

安息吧！我的密友、摯友和長友陸學藝，你的名字、你的業(yè)績、你的貢獻作為當代中國社會學史重要的一頁，將永載史冊！

（注：網(wǎng)文發(fā)表時，增加了個別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