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中國，教育權利因地而異。一些地方政府為平等的教育權設置很多障礙，如農民工子弟最初沒有在城市接受教育的權利；后來，一些地方政府雖然明確了其義務教育以流入地、公辦學校為主的“兩為主”政策，但教育的二元分化在農民工子弟和當地學生之間仍然存在。非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權利不平等更為嚴重，很多農民工子弟必須回原籍接受高中教育，教育不連貫的問題非常突出；尤為重要的是，在何地參加高考的問題上，中國高校招生存在地域歧視。

　　農村學生在一流大學里占學生總數的比例越來越小，這個問題正在引起廣泛關注。盡管城市化水平的不斷上升也會導致這一結果，但是目前農村學生在一流大學中所占學生總數的比例遠遠低于其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同時，農村學生以及家境一般的城市學生在二、三本高校中數量非常多。這種不均衡分布會對以后的就業(yè)結構和社會結構產生影響，很多學者擔心城鄉(xiāng)差距會因此更加固化。

　　筆者在國內參加相關研討會時能夠感受到學者們更深一層的擔憂。中國各個領域的精英，不管是從農村成長起來的，還是經歷過上山下鄉(xiāng)的，大多數對農村的實際情況有深入的了解和體會，其對農村有深厚的感情，希望改變農村的現狀。但是，有這樣背景的人已經或逐漸接近退休年齡，而新一代的城市成長起來的精英未必有這樣的經歷和關懷，農民和農村可能更容易被其忽視乃至誤解。這種擔心是否合理可以再議，個人的感情和經歷是否有助于解決城鄉(xiāng)差距的問題更是值得商榷，但是大家對城鄉(xiāng)差距固化的擔憂是顯而易見的。

　　社會平等是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重要因素

　　為什么需要關注農村學生上好大學越來越難的問題？因為這涉及中國社會轉型的大方向。中國正在經歷的轉型見證了社會對不平等態(tài)度的變化。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根本問題被診斷為“平均主義”的大鍋飯體制；如今，日益擴大的社會不平等被看成是影響社會不穩(wěn)定的重要因素。當前，對社會不平等的擔憂來自三方面：第一，不平等的程度過高，已經超出國際公認的警戒線；第二，不平等的性質發(fā)生很大變化，好的不平等太少，不好的不平等太多——好的不平等鼓勵工作和創(chuàng)新，不好的不平等鼓勵非法致富；第三，社會不平等出現固化趨勢。這三方面的擔憂導致對社會不平等的接受度和容忍度正在下降。

　　中國社會是否出現了階層固化現象，還需要更多的遵循嚴格方法的規(guī)范研究，這也是當前中國核心的社會議題之一。一個經濟迅速發(fā)展的社會應該富有活力、充滿機會，貧困階層不斷縮小，中產階級不斷擴大，由此帶動大規(guī)模的向上社會流動。經濟發(fā)展為社會流動創(chuàng)造機會，社會流動為進一步的經濟發(fā)展提供動力，出現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發(fā)展相互支撐的雙贏局面。如果經濟發(fā)展和社會轉型背離這一模式，一方面經濟迅速發(fā)展，另一方面社會結構固化，長遠來看，發(fā)展難以為繼。經濟發(fā)展未能給社會流動創(chuàng)造機會，固化乃至僵化的社會結構反過來也不可能為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提供動力，這是正在討論“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國不得不加以注意的問題。

　　頂尖大學在招生中向城市學生傾斜

　　為什么農村學生上好大學越來越難？首先，這與高等教育改革不無關系。中國的高等教育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轉型，其根本性變化是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過渡；另一重要變化是創(chuàng)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學成為政府的重要目標，政府的高等教育經費迅速向這類大學傾斜。這兩個變化產生的后果之一是中國頂尖大學的招生擴張有限，不僅維持精英教育的模式，甚至使其變得更加精英化。在“素質教育”的話語體系下，頂尖大學在招生中加速向城市學生傾斜，如自主招生明顯有利于城市學生。因此，大學擴招的任務主要由二、三流學校（包括獨立學院和民辦高校）承擔。這些學校的維持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學生的學費，教育質量并不理想，與就業(yè)市場的需求也嚴重脫節(jié)，造成學費高、就業(yè)難的局面。這也是部分家境不好的高中畢業(yè)生選擇不參加高考的根本原因。中國從1999年高校招生大幅度擴張以來，高等教育已經發(fā)生本質變化：以前，高等教育是社會流動的代名詞；現在，一流大學提供的教育仍能得到社會認可，但很多二、三流大學提供的高等教育已經嚴重貶值，甚至變成泡沫，其學生畢業(yè)即失業(yè)的現象非常突出。

　　其次，農村學生上好大學越來越難與農村教育以及農村社會發(fā)生的變化有很大關系。雖然國家在投入方面向農村地區(qū)（尤其是貧困地區(qū)）傾斜，但是政府投入的城鄉(xiāng)差距和地方差距仍然很大，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能否足額到位仍是問題。在留守農村不再“大有可為”的背景下，不僅農村勞動力，而且包括農村教師，都開始向城市流動。農村生源減少，集中辦學成為趨勢之后，寄宿制學校在安全衛(wèi)生、心理輔導等方面明顯薄弱。大量留守兒童在人生成長的關鍵期缺乏父母關愛與引導，不僅學業(yè)受到影響，人格養(yǎng)成也容易出現偏差。很多農村地區(qū)由于青壯年大量移出，地方精英缺失，農村兒童身邊缺乏能夠激勵其成功的楷模。農村教育和農村社會出現的這些變化影響到農村學生的學業(yè)表現；城市學生不僅能夠避免這些問題，而且有更好的條件接受“素質教育”，在一流大學的招考中占據有利地位。

　　深層次而言，高等教育城鄉(xiāng)差距固化是教育權利不平等的問題。在中國，教育權利因地而異。一些地方政府為平等的教育權設置很多障礙，如農民工子弟最初沒有在城市接受教育的權利；后來，一些地方政府雖然明確了其義務教育以流入地、公辦學校為主的“兩為主”政策，但教育的二元分化在農民工子弟和當地學生之間仍然存在。非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權利不平等更為嚴重，很多農民工子弟必須回原籍接受高中教育，教育不連貫的問題非常突出；尤為重要的是，在何地參加高考的問題上，中國高校招生存在地域歧視。

　　世界上也有其他國家的地方高校存在地域歧視，但是這些國家都不禁止“高考移民”。在中國，跨省的農民工子弟必須回原籍參加高考，地域歧視與禁止“高考移民”相結合，導致安徽考生考上北京大學的機會可能只有北京考生的幾十分之一。如何化解高等教育中城鄉(xiāng)差距固化的問題？除了從縮小城鄉(xiāng)差距的角度尋求解決之道外，最好的辦法是實現教育權利在全國范圍內的平等。對這種狀況的最大擔心是其會導致一種新的不平等，家庭經濟實力決定所受教育質量。實際上，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學生在選擇優(yōu)質教育資源的同時，優(yōu)質教育資源也會選擇學生。在雙向選擇之下，家庭經濟實力不會成為影響優(yōu)秀學生接受優(yōu)質教育資源的不利因素，我們已經看到名中學、名高校競爭尖子學生的努力程度，其愿意為出類拔萃的學生提供獎學金或者其他好處。這種競爭會打破城鄉(xiāng)藩籬，讓出身農村的優(yōu)秀學生擁有同樣成功的機會。平等的教育權是化解社會結構固化的最好方式；否則，以促進平等為名的地域限制，其結果往往是既不平等，亦無流動，中國高等教育即應以此為戒。

　　（作者單位：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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